[25]前者是因为在预测中将风险估计得比后来实际表明的要大，因而采取的防范措施过多地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
{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四、人民与公民观念的法理辨析中国宪法在半个多世纪中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主要是与共产党高层的指导思想的波动性有关：按照现在中国学术界的共识讲，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关联性和稳定性是与共产党正确的指导思想相联系的，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则是与共产党的错误思想或错误思想的残余影响相联系的。
在八二宪法以前，虽然人民出现在序言中，公民也出现在条文中，但是就不能产生公民权利优先于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权力的思想，更不能容忍出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种对于国家权力的可归责性法理限制，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习惯于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界定人的性质，因而在本质上不是保障公民权利，而是限制公民权利：人民的范围是以阶级内容来划分的。【摘要】宪法是法治的纲领，其宗旨是保障公民权利，因而是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法理基础。反观中国的情况，从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开始，就有对于周朝国家权力分解与制衡的思考和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修宪活动，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理政思想和法制活动也没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只不过在制宪和修宪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有时也对自己的民族传统采取偏执的批判和完全否定的态度。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颁发的《美国宪法》（1789年）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所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是近代西方最早的成文宪法，其根本旨趣是保障天赋人权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和为此目的而以君权民约思想所限制的政府权力，突出权利对权力的信仰上的优先性。此外，突出权力的专属性则难于保障权利的平等性和正义性，因而容易造成宪法的不稳定和断裂。不可否认，文化立法的一个重要功能与目标，就是维系和增进与文化繁荣、文化交流并行不悖的文化安全、文化主权。
比如，其中提出语言——这一文化事项和文化权利的客体，就是运用和援引德国学者Kirchhof关于语言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表意自由与艺术与学术自由三个方面的基本构成要件，进而断定语言权利的文化权利性质与归属。我国台湾地区承续大陆法系中德国宪法学说关于基本权利功能、文化基本权利、宪法基本国策、宪法审查机制、文化价值秩序等的学说脉络，在文化宪法研究作为部门宪法释义学的领域和层次上，重点分析了文化基本权利的本体性和文化法律制度的合宪性等一系列问题，为认识我国现行宪法文化权利条款的性质地位、内容设定及其边界限度，并由此提出文化立法的原则基准与发展趋向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照。再比如就文化自身的内涵上，许育典教授由本体的意义上指出：文化乃是作为比教育、科技与艺术等的更大范围中的生活方式、价值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总称。就此，我们可以在比较法的视域中获得一些镜鉴。
比如《广播法》、《加拿大理事会法》、《加拿大电影发展公司法》、《加拿大广播电视和通讯委员会法》、《版权法》、《国产税法》、《投资加拿大法》、《加拿大多元文化法》等等，均强调加拿大主体性和文化主权观念，以确保加拿大内容（Canadian Content）在国家文化活动中的主导地位。[1][p.58]这样，就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相对集中的文化权利宪法规定的条款的特定意义和内容上进行以之为天花板的语义解释。
第三，努力尝试开展如《文化产业促进法》等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振兴扶持的立法项目的前期工作，把握投资、信贷、税收、研发等关键环节给予具有先进文化产业理念和技术集成优势的企业更加负有保障力度的法律支持。第二，立法空白亟待消除。当然其中囿于语言转移和文化差异的因素，相对于直接了解和理解德国宪法学说而言，是有着毋庸讳言的局限的。这既是文化、社会与法律内在统一的必然、也是宪法规范实施和法制自身发展的应然。
究其原因，第一，从19世纪末开始，宪法的调整范围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宪法中涵盖的基本权利类别有着在人权类型上的重大发展，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中出现了政策性内容，对于国家权力的宪法调整也在由单一的限权向着更加辩证的立场转变，宪法功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的作用广度和深度在发展，因此，如有学者所说的：传统的宪法裂变出一系列部门宪法，包括经济宪法、文化宪法和社会宪法。就宪法权利的实现必然需要转化为对于国家义务担负的一系列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与适用，宪法是静态的行政法，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的观点突出地折射出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紧密乃至于相互依存的关系格局，[9][p.5]因此，如果将文化领域基本权利、国家负有的文化领域的义务及其实现方式进行统合的考察，那么针对国家特别是政府的组织规范、职权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合宪性、妥当性与操作性的分析将使得某一宪法权利及其实现的研究呈现出在宪法学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领地的形态。一、文化宪法研究的解析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围绕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进行解说式的阐发和传播。[1][p.109]当前我国的文化立法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概言之，其薄弱之处主要有：第一，立法理念有待更新。必须更好地通过立法来保护文化安全。
[1][p.86]第五，对于政府文化给付、文化设施营建中的单一性和垄断性等的可能出现的供应弊病，应该有意识地进行防范和矫正，以避免抑制文化创造，歧视或者否定其他文化类型和内容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扼杀其文化变迁的灾难性。再者，以文化国作为文化宪法的客观法建构基础，从德国基本法的文化国型塑探讨出发，分析宪法上教育文化基本国策作为文化国的国家目标，从而建构国家中立与宽容的宪法诫命（第三章）。
在文化遗存、文化资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探讨。不论是在基本法律框架，还是在具体法律项目上，针对文化公益事业或者文化创意产业的立法建言纷至沓来。[1][p.139]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宪法学的发展走向，对于我国大陆地区诸多学者并不认为宪法中的基本国策条款具有宪法的规范性而言，不失为一个警示牌，尽管并不一定是指路标。许育典教授认为：基本权利有着自由权的防卫权功能、受益权的请求给付权的功能，以及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带有辐射作用产生第三人效力、制度性保障和免于第三人侵犯的保护义务等。随着对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宪法学说、英美法系的美国宪法学说通过留学引入方式的不断丰厚的理解和移植，对宪法学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渊源上更加浓重的欧美化、主要是德国化的情形。也体现出公法制度的一体化。
其中阐述一方面语言具有个人表达和表现的基本工具的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语言对于族群认同乃至于民族归属感和国家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1][p.42]在其根源上，是按照德国宪法学说的基石——将人性尊严之上——的一定的文化意识作为提出和更新基本权利清单并进而提出保障措施和实现手段的一个前置环节，将基本权利的类别、内涵、外延与关系、效力的认识的文化基座进行了澄清和提纯。
尽管可能这种归纳在精细的宪法权利分析中不具有严整性，但是，在揭示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共同属性的国家、社会与族群、个体之间的一类宪法关系，并由此分析具体的宪法法律问题上，也是有着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要在宪法文化权利的实现上全面考量国家、政府的组织规范、职权规范和行为规程的优化。
而在文化与宪法、文化, 与法律、文化与立法的关系分析上，如果可以在方法论上进行小结的话，即意味着一方面，以废改立为行为表现，法律发展中的内在环节和思维内容之一，就是对法律草案或者生效文本进行文化的诊断和价值的反思，并以此方可引导和推动该领域具体法律规范在回应利益的诉求基础上开展规范的构设，使之实现更加具有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更新与重整。[5][p.74-98]是已然的宪法发展的事实，这就奠定了文化宪法的客观基础、使之有着专题研究的对象领域。
文化宪法研究在大陆学界是不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宪法研究分支领域？换言之，在大陆学界，就文化宪法是不是持有一种认可的态度？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不具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词藻，不以为然。而落脚在个人对于国家是否享有语言权利的问题上，同样基于德国的宪法学说基础：人性尊严强调自治与自决的核心内涵，从而每一个体均因此而享有不受国家支配的生活领域。这一点在治学方面是值得肯定的。[1][p.68]即便是通过有关奖励扶助的手段，是否有助于平等地促进文化提升和多元文化，是否属于基于宪法目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运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公益基金会受托行政等更加灵活的方式以尊重文化主体性，是否能够通过一系列互相协调的手段取得预期实效，等等也必须进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综合评判，以此保障文化立法的合宪性、统筹性和合理性，包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财政手段与政府规制的统一性。
比如，以其所例证的阿里山头目蜂蜜事件案例中，许育典教授指出：司法面对一个特殊的文化区域及其社会空间中的利益纠纷的时候，是不是承认和认同该文化行动方式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还是坚持一般意义或者相对普遍的承租土地上的收益权利归属主体的合法性，坚持不意味着作为公认的弱势族群，即可逸脱一般法律规范，而得对于他人财产法益予以侵害。在宪法学的基本权利理论基于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不同身份而明确的公民—国家的四种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明确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形态，以及公民权利义务的关系、基本权利的功能与效力的后续发展中，[6]必然需要聚焦于某种公民权利的实现这一行宪的专门而具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由于宪法权利的母体性和宪法规定的纲领性，以及宪法地位的根本性，就一定会延展出该权利实现的宪法实施问题中不限定在一般的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的基础机制，而需要实际立足该宪法权利的具体内容与覆盖范围，必然关涉和统领相关的诸多宪法法律制度，因此，以某种宪法权利为基点和归宿的譬如文化宪法学的出现和研究是必然和必需的。
在原住民文化权利在集体权利主张、个体权利主张上，结合宪法基本权利、宪法基本国策之间关系的分析，作者提出多元文化观念下的语言自由的论断。要增强立法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律，增强宪法意识中的文化制约意识，尤其需要避免立法中非直接以文化调适为立法目的的立法项目，在其内容设定上可能产生的附带文化上的负效应问题。
这样，得出结论：我国台湾地区作为一个将德国宪法文化引介和感知的桥梁和中介，是基本可以成立的。② 本段均摘引自许育典：《文化宪法与文化国》，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自序。
其中，文化宪法（研究）即属于一个重要领域。祖国不仅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已有文化法律规范性文件之中的效力等级较低的、带有浓厚管控色彩的规章层级的较多，而相对而言需要具备的上位法则是缺失状态。首先，从自我实现作为广义文化基本权的本质出发，试着由文化基本权作为主观与客观法的意义，建构文化宪法的宪法理论基础（第一章）。
由此，在文化宪法（学）的意义和范围上，还具有包容文化行政法的部门公法学的作用和状况。进入专题： 文化权利 文化宪法 。
其中主要有：在受教育权利方面针对大学如何与学费政策、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的设置与课程、特殊教育法、家庭教育、父母监护与学校教育之间关系、不同层级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等方面的探讨。其次，从文化基本权作为文化宪法的主观法建构，借着教育、学术、艺术、宗教等文化导向的自我实现为基础，型塑广义文化基本权的宪法保障内涵，作为文化宪法的主观权利整体保障（第二章）。
【基金项目】此系作者主持的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ZH007）前期成果。最后是面对新兴媒体、网络空间的网络监管立法存在不足。